科技创造未来抖一抖那些重量级的国家级科技奖项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实施细则，中国设立了多项国家级科技奖项，以表彰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国家科学技术奖共分5项，分别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证书样式
奖章样式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National Highes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于2000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设立，由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负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五个国家科学技术奖中最高等级的奖项，授予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科学技术工作者。颁奖地点人民大会堂。1985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1999年5月，国务院颁布《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每年评选一次，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2名，该奖项产生分为7个步骤，最终由国家主席签署证书，颁发奖金。2004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首次出现空缺。2015年，第二次出现空缺。2019年，对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奖金额度及结构进行调整，由之前的500万元/人调整为800万元/人，将奖金全部授予获奖人个人，由个人支配；同年，首次设计制作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章。2021年、2022年连续空缺。2024年6月24日，李德仁院士、薛其坤院士获得中国科技界崇高荣誉，截至2024年6月24日，共有37位杰出科学工作者获得。
2. 国家自然科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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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奖，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设立，由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负责的奖项，为中国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高奖。授予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命科学等基础研究和信息、材料、工程技术等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中国公民。国家自然科学奖不授予组织。国家自然科学奖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科学奖”。
1956年，该奖项第一次颁发，分别授予数学家华罗庚、数学家吴文俊和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之后，该奖项停办二十多年，直到1982年，更名为“国家自然科学奖”，授予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李四光领衔的《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等7个大项目。1987年，该奖项迎来巅峰，一等奖颁发11个项目。2007年至2012年间，一等奖只颁发过一次。2020年12月1日起，施行国务院修订后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2024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发布，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授予“拓扑电子材料计算预测”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授予“三维流形的有限复叠”等48项科技成果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3. 国家技术发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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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技术发明奖授予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产品、工艺、材料及其系统等重大技术发明的中国公民。产品包括各种仪器、设备、器械、工具、零部件以及生物新品种等；工艺包括工业、农业、医疗卫生和国家安全等领域的各种技术方法；材料包括用各种技术方法获得的新物质等；系统是指产品、工艺和材料的技术综合。技术发明是指利用自然规律首创并成功地用于改造客观世界的技术新成果。它一般是与生产有关的新技术，如在国民经济某一技术领域中提供了新的、先进的、效益好的新技术。
1978年12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条例》，1979年开始颁发国家技术发明奖，1985年，中国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作为组织评审和日常办事机构。1999年，国务院颁布《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设立国家技术发明奖在内的五大科技奖项，调整奖励标准和评审办法。2003年，增设特等奖，2017年，发布《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实行提名制、定额评审等，进一步提高奖励质量。 2020年10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31号第三次修订《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2024年5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82号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进行了第四次修订。
2024年6月24日，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共评选出250个项目。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62项，一等奖8项，二等奖54项。 授予原创性技术发明（如产品、工艺、材料等），要求具有“先进性、创造性、实用性”并产生显著效益。分特等、一等、二等。
4.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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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创办于1984年9月，主要授予在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技术创新、推广应用先进科学技术成果、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以及完成重大科学技术工程、计划等过程中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中国公民和组织。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奖励范围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是一项覆盖面广泛的科学技术奖。从候选人、候选单位所完成项目的性质来讲，包括了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新技术推广应用、高新技术产业化、企业技术改造及技术进步、技术基础和重大工程建设、重大设备研制中引进消化、吸收国外新技术，或自主开发创新的技术等。
2024年6月24日，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共评选出250个项目。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13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6项，二等奖120项。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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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简称：国际科技合作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94年设立的国家级科技奖励，授予在双边或者多边国际科技合作中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外国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科技管理人员和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管理等组织， 是中国设立的五大科技奖项中唯一一项授予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的奖项
1995年首次颁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不分等级 ，每年授奖数额不超过10个 。截至2024年6月24日，共有146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奖。
瞭望·瞭望访谈 这称呼像鞭子，抽着我不能停下脚步——专访“农民院士”朱有勇
“农民院士”朱有勇
农业科技走进乡村大有可为，但必须要解决当地特色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难题
着力培养胸怀国之大者、心系民之所需，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的优秀年轻科研人才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长山 丁怡全
身穿迷彩服、头戴草帽、脚踩胶鞋……中国工程院院士、植物病理学专家朱有勇的这身行头，常常让初次见到他的人误以为他是下地干活的老农。
朱有勇对此不以为意：“我们是党和人民培养的院士专家，用我们的科研成果改变落后的生产技术，让农民兄弟富裕起来，是应尽的本分。”
朱有勇1955年11月出生在云南个旧。毕业于云南农业大学的他，在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病虫害控制领域科研成果丰硕，于201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5年，这位赫赫有名的科学家在花甲之年离开熟悉的实验室，扎根云南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书写下一段段“院士扶贫”“科技扶贫”的动人故事。
这份将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坚守，让朱有勇成为农民口中亲切的“农民院士”，并在2019年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科技成果“遍野飘香”
《瞭望》： 您目前的研究方向和进展是什么？当初如何产生“农民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的理念？
朱有勇： 我的专业是植物保护，研究方向是利用生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发展绿色生态农业、促进农民增收。
我出生在一个边远小乡村，当时农业生产落后，农民生活很苦，起早贪黑、辛辛苦苦劳作，还是不够吃、不够穿。我经常想，要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能使庄稼长得更好一些、产量更高一些、收成更多一些，农民的日子就会更好一些。
这是我最初的理想，也是我坚持“农民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的初心，是我几十年不断创新农业科学技术、努力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初心。
2015年，我作为中国工程院定点扶贫的驻村工作队员，在澜沧竹塘乡蒿枝坝村扶贫。驻村扶贫这些年来，我深切体会到，把科技论文写在大地上，要比写在纸上艰难得多；科技成果漫山遍野飘香的分量，比一纸论文要重得多。
《瞭望》： 在田间地头进行科研实践，与在实验室做研究相比，有哪些不同的体验和收获？
朱有勇： 田间科研实践与实验室研究同等重要。
我们通常将在田间地头观察和试验到的现象、遇到的问题带回条件可控的实验室环境，借助精密仪器和深入分析揭示其内在机理、挖掘科学本质。基于实验室获得的深刻认知，我们能更有针对性地研发创新的技术、方法和产品，这些创新成果最终必须回归到田间地头，在实际生产环境中进行检验、优化和大规模推广应用，以解决实际问题、创造真正价值。二者互为前提，缺一不可。
当然，相比实验室环境，田间科研实践往往意味着更长的周期、更艰苦的条件和更大的挑战。科研人员需要顶烈日、冒风雨，经受自然环境考验；需要长期坚守，追踪作物生长的完整周期或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更要面对复杂多变的田间环境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如不可预测的天气、难以控制的病虫害、土壤异质性等。
这些因素使田间工作不仅是对科研能力的考验，更是对意志和奉献精神的磨砺。然而，正是这种直面真实世界的复杂性所获得的一手数据和实践经验，为后续实验室深入研究和最终技术落地奠定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
《瞭望》： 将“高大上”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接地气的实用技术，最重要的是什么？
朱有勇： 最重要的就是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研发出符合当地自然资源条件的成果、技术，同时也须与市场和农民需求相结合。
例如我们推广的冬季马铃薯科研成果，就是把热区冬天旱季的生态环境与马铃薯生物学特点相耦合，形成冬季马铃薯实用技术。
澜沧一部分地区是低海拔热带河谷区（热区），群众以种植水稻和玉米为生，一年种一季水稻或玉米，水稻或玉米收获后就成了冬闲田（地）。我们把研究了十多年的冬季马铃薯优质高产技术推广到那里，利用当地热区冬天降雨少、光照强、昼夜温差大的生态条件，有效抑制了马铃薯晚疫病的发生流行，减少农药用量，大幅提高马铃薯的产量和品质。
该技术的优势是错季种植，突出时间差，马铃薯冬季种植春天收获，在每年2月至5月上市，在市场上打了时间差，产量高效益好。农民的一亩冬闲田，劳作100多天能收入几千元，冬闲田变成了效益田、脱贫田。
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右）在云南省澜沧县马铃薯基地直播帮助群众销售马铃薯（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将科学技术转化为致富能力
《瞭望》：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农业科技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如何更好利用农业科技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朱有勇： 这些年在乡村振兴第一线工作，我的体会是农业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点，而农业科技是农业产业振兴的关键。
在我看来，农业科技走进乡村大有可为，但必须解决当地特色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难题，才能助力产业发展。
例如云南鲜食葡萄产业，云南夏季降雨较多，葡萄落果烂果等病害发生严重，是鲜食葡萄产业的重大难题。我们探明这种生境条件和葡萄病害的发生发展规律，发明出葡萄避雨避病的创新技术，从而解决了云南鲜食葡萄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目前云南鲜食葡萄种植面积已达几十万亩，果农普遍增加了收入、得到了实惠，促进鲜食葡萄产业发展。
《瞭望》： 基于在澜沧驻村帮扶的经验，您认为激活农村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是什么？
朱有勇： 驻村帮扶时我把院士工作站建在蒿枝坝村，开办40多个农民技能培训班，培养了2000多名乡土人才，这些学员已成为推动当地冬早蔬菜、林下中药材、冬季马铃薯及蓝莓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力军。
从我们开办技能培训班的经验看，激活农民内生动力的关键在“授人以渔”：一是技能培训必须紧贴生产实际，提供“用得上、见效快”的实用技术，切实破解农民田间地头难题；二是培训内容要精准锚定当地产业发展方向，确保所学技能能转化为增收致富的真本领，让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成为主角、共享发展成果。
《瞭望》： 您认为如何才能更好提升农民科技素养，帮助他们掌握致富技能？
朱有勇： 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驻村的十年里，我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切感受到他们改变生活的强烈愿望和勤奋好学的精神。我认为，提升农民的科技素养，关键在于将培训扎根田间地头，系统传授实用技能。
仍以推广冬季马铃薯科研成果为例，这个项目当地有需求，我们就开设“冬季马铃薯技能培训班”帮助农民掌握这门技术。为了让农民真正学会技术，每个培训班学期半年左右，分四个阶段递进教学：第一阶段学习整地和播种，第二阶段学习施肥、浇水和管理，第三阶段学习收获、分级和销售，第四阶段是总结和规划发展。
这种把课堂放在田间地头，手把手教、面对面学，特别是理论和实践一体、分阶段深化的培训模式，让农民兄弟系统掌握了从种到销的真本领，将科学技术实实在在地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致富能力。
从“技术跟跑”向“标准主导”跃升
《瞭望》： 当前我国农业科技发展最需要攻克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是什么？可如何集中力量突破？
朱有勇： 农业生产，归根结底在一个“种”字。
除了作姓，“种”字有两个读音，其一读作“种（zhǒnɡ）”，指种质资源与优良品种，是农业生产的源头与核心竞争力；其二读作“种（zhònɡ）”，指种植技术与过程管理，是确保良种潜力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与落地保障。
在种质资源与优良品种方面，国家高度重视种业“卡脖子”问题，已经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发成果。
但在种植方面涉及范围广，土壤肥料、水利灌溉、植物保护等要素相互关联、动态变化，且受地域环境差异影响巨大，导致难以形成量化指标，研究成果的彰显度仍待进一步提高。
当前亟需将更多科研关注度和资源投入到种植方面的创新研究，以全面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资源利用率和可持续发展水平，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赋能农业现代化。
《瞭望》： 我国如何加强自主创新提升农业科技的国际竞争力？
朱有勇： 提升农业科技的国际竞争力需三步走：
一要突破种业“芯片”卡脖子难题——集中攻关基因编辑底层技术，让中国种子装上“中国芯”；
二要打造智慧农业“中国方案”——研发国产智能农机装备，推动山地小型智慧农机发展；
三要建设开放创新的生态——通过“揭榜挂帅”机制全球引智，建立联合研发中心，最终实现从“技术跟跑”到“标准主导”的跃升，让农业科技既能保障“中国饭碗”，更能服务“世界粮仓”。
《瞭望》： 未来一段时间农业科研的重点发展方向应该集中在哪些方面？
朱有勇：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农业科技将呈现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技术上，基因编辑和合成生物学推动设计育种，解决抗逆增产难题；微型农业机器人实现精准作业，破解复杂地形限制和劳动力短缺；循环农业技术推动可持续发展；智慧农业装备加速研发应用等。
未来农业科研的重点应聚焦生物育种“卡脖子”攻关、国产智能农机研发及种植方面的创新研究等，同步建设农村数字基建和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确保小农户用得起这些技术，让高科技惠及广大农民，最终推动我国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
把农业从“苦力活”变成“技术活”
《瞭望》： 您最希望看到农业科技为乡村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朱有勇： 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我最希望看到农业科技深度赋能乡村，实现三个变革：
一是通过生物育种、智能装备、数字技术突破资源与环境约束，让农民“手机种田、数据管地”，大幅提升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二是推广生态循环技术（如节水灌溉、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清洁能源应用和乡村环境治理方案，减少面源污染，守护青山绿水，让农村成为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
三是以科技驱动产业链升级（如精深加工技术、冷链物流、电商平台），培育特色高值农产品品牌，吸引青年人才返乡创业，让农民依托科技获得体面收入、共享发展红利，绘就产业强、生态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瞭望》： 面对一些年轻人不愿回乡务农的情况，科技如何让干农业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朱有勇： 让年轻人愿意回乡务农，核心是用科技把农业从“苦力活”变成“技术活”。比如能帮助回乡青年选择到合适的农业科技新赛道；种植养殖过程中能够通过科技和智能管理带来便捷和优势；借助数字平台电商直播溢价等打通产销链，让回乡务农既能获得收益，更能获得事业成就感……当干农业不再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而是融合了高科技、有创新、能赚钱的魅力职业，年轻人自然抢着回来。
《瞭望》： 您对年轻科研人员的成长有何建议？
朱有勇： 培养优秀的年轻科研人才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国家、机构、研究团队和个人的共同努力。核心在于思想上引导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心系“民之所需”，在思想上筑牢根基。而在业务上，需帮助他们点燃兴趣、锤炼韧劲、深植学农爱农情怀，在科研工作中精益求精。同时，激励他们扎根大地、服务生产，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为老百姓谋福利，在实践中创造价值，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贡献力量。
我对年轻科研人员的成长建议有4条：
一是脚踏实地，练就本领。农业科研尤其需要“下得去”的实践精神和“坐得住”的钻研定力，应珍惜学习时光，打牢理论基础，掌握过硬技能。
二是问题导向，面向大地。科研成果的价值最终应体现在服务生产、惠及农民上，以“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为座右铭，多下乡、多调研，从生产实践中找真问题，做真学问。
三是兴趣驱动，持之以恒。农业科研周期长、挑战多，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唯有坚持可攀科学高峰，应找到自己真正热爱并愿意长期投入的研究方向。
四是淡泊名利，甘于奉献。农业科研的成就往往凝结着长期的汗水和默默的付出，应学习老一辈科学家无私奉献、服务人民的精神，正确看待荣誉和待遇。
《瞭望》： “农民院士”这一称呼对您意味着什么？
朱有勇： “农民院士”，农民在前，院士在后。我是农民的儿子，为农民服务，农民需要什么、我就去研究什么，这是我的本分。
这个称呼，是乡亲们对我工作价值的最高评价。当我们把实验室的发现，变成田里实实在在增收的良种、省力的技术；当看到一家家农户靠新技术鼓起腰包，一个个寨子靠产业甩掉穷帽子；当看到娃娃们能安心上学，老人们脸上有舒心的笑……那一刻，晒得黢黑的脸、磨出茧子的手，就都有了答案。这比发表多少篇论文都让我心里踏实、滚烫。
这个称呼更是一份永远卸不下的责任状。叫我一声“农民院士”，就是把心窝子掏给了我。这称呼像鞭子，抽着我不能停下脚步，只要地里还有难题，只要乡亲们眼里还有期盼，我就将继续在这泥巴地里“较劲”，把论文接着往更深、更新的地上“写”。
“农民院士”就是我和云岭大地、和千千万万农民兄弟，用汗水、信任和希望共同写就的一篇最动人的“论文”。它印在农民的笑容里，印在丰收的土地上。只要老乡们的饭碗里能多端点粮，日子能多点盼头，我就当得值，当得有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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